“告我?行啊,找我们头而去,他就后头呢。快去。快去……”
这么一听,也是巧了,边建功居然是跟头些日子院儿里的罗师傅一样,也是为了买散啤的事儿急眼了。
但区别在于,罗师傅气的是饭馆私自涨价,多加了两分钱。
到了边建功这会儿,情况显然更恶劣了。
看这意思,因为紧缺,饭馆已经不单卖啤酒了。
顾客想喝,必须得得搭售一个菜才行。
不过话说回来了,饭馆这边也有饭馆的苦衷,负责开票的这位也有人家的无奈。
因为这就是市场供需不匹配导致的矛盾,商品价格又不敢一下子放开的必然结果。
谁也没辙。
要说起啤酒这东西啊,其实老京城人并不是一开始就待见它的,对这玩意有一个相当长的适应过程。
像建国后,除了少数家境优越的人,京城的普通市民对啤酒的味道是很抗拒的。
大多数人不仅品不出它的香味儿和杀口劲来,还讽称其为“汤药”、“马尿”。
后来到了六十年代初,因为散啤价钱便宜啊,比汽水冰棍都解渴。
才使得人们因为囊中羞涩勉强自己改变口味,从不接受到逐渐接受。
结果适应了就一不可收拾,因为从本质上说,散啤还是一种瘾品。
于是七十年代成了“散啤”消费增长的黄金时代。
就这样,京城的人们开始爱上了它,然后就变成了趋之若鹜的“追捧”。
只是虽然喝得人越来越多了,啤酒的产量却没能随之增长。
很快,人们就现市面上“散啤”变得越来越不好买了。
价格也从两毛一升,两毛六一升,四毛一升,一直涨到了现在的五毛六。
到了今年的夏天,京城几乎所有老少爷们都已经把打一暖壶“散啤”,当成消夏必不可少的享受了。
偏偏此时的京城却还是只有两家设备陈旧的老啤酒厂。
一家是民族资本“双合盛”改的“五星啤酒厂”。
一家就是过去小鬼子“麦酒株式会社”改的“京城啤酒厂”。
这两家啤酒厂哪怕开足最大马力,一个月也只能生产不到三千吨啤酒。
如果按照当时京城四百余万人口计算,每人每月还分不到一瓶。
可就是这么一点也不能全部投放到市场上去。
因为大部分生产出来的啤酒都卖给了协作单位,没有进入市场。
还有一部分是专门供应特殊商业系统、大宾馆和政府招待所的。
实际上普通消费者能买到的啤酒每月不足百吨。
这一百吨绝大部分还都是散装啤酒。
想想看吧,这口子有多大。
按三千吨算,每月一个人论不到一瓶。
一百吨就更甭说了,连一酒盅都到不了。
所以这一年也就成了京城有史以来,啤酒供应最紧张的一年。
那么本来就供应趋紧的夏季,当然是这一年供需矛盾爆,到达极致的时候了。
这一年,京城啤酒稀缺到了什么程度呢?
尽管每天上午十点左右就有人持暖壶、塑料桶,望眼欲穿的企盼着送啤酒的汽车的到来。……
尽管每天上午十点左右就有人持暖壶、塑料桶,望眼欲穿的企盼着送啤酒的汽车的到来。
可老百姓等了也是白等,在副食商店根本就看不到啤酒的踪影。